岁月的风霜难以抚平
昨天留在我们心灵上的烙印。
追忆那刻骨铭心的往事，
昨天依然清淅地
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一九五四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在沈阳市沈河区老堆子居住的父母亲来说是一个大喜大愁的日子。那一天我出生了。喜的是已是三十岁的父亲终于有了儿子。愁的是家里已经穷的家徒四壁。母亲生我时还是剖腹产，手术在中国医科大学进行。当时父亲在沈阳市市郊合作总社秘书股当股长，行政二十一级，每月工资只有六十二元。母亲没有工作，就这六十二元的工资，不但要维持家庭的所有生活支出，还要供三叔读中专，以及支助在农村居住的祖母和老叔。为了筹集手术费用，只得卖掉了手表，才算凑够了手术费用，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记事以后，母亲常对我说：“你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五晚上八点钟”。据母亲讲当时的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一间小房住着五口人，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吃饭时没有菜，花上五分钱买了块豆腐，母亲让三叔和父亲两个人吃，自己吃点儿咸菜。三叔是父亲同母异父的兄弟，在市内读地质学校(中专)。母亲生怕三叔营养跟不上，读书吃力，尽可能的照顾他，一直到三叔毕业分配到山东烟台地质局工作。尽管家庭生活如此艰苦，但是一家人还是很高兴，毕竟是已是而立之年的父亲有了子嗣，给一家人带来了喜悦。
幼年的记忆原本就很模糊，只有在母亲讲起时，才被唤醒记忆。好在母亲年过八旬，仍耳聪目明，记忆清淅。其实也难怪，那时的我才只有两三岁。记得同院有个潘姓人家，老太太常到我家串门，我叫她潘大奶。一次我有病发高烧，吵着要吃大鱼，是潘大奶说的情，母亲才破例买了条鱼，我才算吃到了鱼。一九五六年我家搬到南通天街旁的先锋里一号居住。那时我已经逐渐记事了。记得搬家时父亲把我扛在肩头走进大院，我看到院内的新房子，吵着要下地自己走。门窗上散发着油漆气味，确时让我感到新鲜。
这院子是沈阳县商业局宿舍，（那时市郊总社划规沈阳县称沈阳县商业局。）是父亲单位的宿舍，整个院由四栋砖瓦房组成，共三十八户人家，两正两厢，整体成L型。我家住在正房的最西头的一间半房内。建房时是父亲担任施工总管，听母亲说当时建房时父亲没日没夜的在工地忙，根本照顾不到家里，家里的一切事都由母亲一人支撑。那时舅舅在农村家里没有事做，原想父亲是施工总管，求父亲帮忙给安排个活儿，挣点钱，但却没有得到父亲同意。原因是父亲为避嫌，以防别人提意见说是自己以权谋私。后来在实在缺少小工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才安排了几天短工，让舅舅干挑砖的重活儿。记得我长大之后，舅舅在谈到父亲时曾说过：“姐夫的面前只有原则，想借他点光，趁早别想。”这就是舅舅对父亲的抱怨，这也的确是事实，并非抵毁。
我幼小时父亲的面孔是严厉的，我简直不敢面对他，这种感觉一直到我二十多岁才缓解。这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亲的一次生气给我留下的影响。那是一次在县政府礼堂演戏，父亲带领几个秘书负责剧场秩序，把住门口凭票入场。正赶上那天县长夫人要去看戏，便拉着母亲一起去。母亲说；“我没票。”县长夫人说；“没票不要紧，我带你进去。”就这样县长夫人就带着母亲坐着县长的汽车到了剧场。在剧场门口母亲下汽车时正被父亲看到，就在进门的时候父亲把母亲拦下让她出示门票，母亲拿不出票来，父亲就不让她进剧场，让她回家。母亲这下着了急，剧场离家好远又不通工交车，自己又找不到路，急的没办法。看到这情景站在一旁的县长夫人急了，把父亲推到一旁说道；“你这小伙子太死心眼了，快躲开不然明天我让县长处分你。”说着硬是把母亲拉到剧场里面。就为这事，那天晚上父亲回家把母亲好一顿训斥。父亲说；“你没有票就不应该占公家的便宜，而且你还坐县长的汽车，那汽车是你该坐的吗？”母亲低着头流眼泪，一声也不吭。看到父亲那严厉的面孔，我被吓的躲在母亲的背后不敢看他。后来父亲又在县政府剧场补交了两角钱戏票款。从那时起我就很惧怕父亲。那个阴影在我的记忆里存留了好多年。
就在一九五六年，家里添了台收音机，是北京牌的。收音机当时在社会上是家庭四大件之一（除收音机外还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统称四大件）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听新闻，即早七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也学着摆弄那收音机，当然我更爱听的是少儿节目“小喇叭”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父亲听收音机时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吵闹的。现在我对新闻的关注可能就起源于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春节过后的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弟弟出生了，母亲仍是剖腹产，但比起生我时要好些，因为三叔已经毕业分配了工作，不再用父亲的钱了。又因为父亲工作的成绩出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薪也涨了一级。虽是如此，生活还是挺艰难的。记得母亲出院的那个晚上。同院的王婶送给母亲十个鸡蛋补补身子，（即此方人称的下奶）那天晚上，那十个鸡蛋我一直忘不了。现在的老年人常说：“五十年代是人帮人”那真是一点儿不假。王叔（王宝昌）同父亲都在沈阳县工作，关系也相当好，一有大事小情的，父亲都象对亲兄弟似的跑前跑后。那个年代人与人的关系是相当合谐。
那个阶段收音机中常广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不懂就问父亲：“什么是双百方针。”父亲告诉我说：“就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时我还似懂非懂，不知其意。不长时间广播里又播出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称右派份子疯狂向党进攻。反右的运动开始了。我们院的刘叔（刘鼎汉）被定为右派。这刘鼎汉是大学毕业，很有文化，但平时他与邻居很少接触。属自侍清高的那种人。家有六个孩子。唯一的男孩脚有残疾，名叫“大千”。我们时常在一起玩儿。刘鼎汉被定为右派后言语就更少了，所有家里的事情都由他老婆刘婶去处理。大约在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末，他卧轨自杀扔下孤儿寡母，自己先走了。
一九五八年国家实行大跃进，那时新上了许多企业，收音机里广播也说中国妇女是一个广大的人力资源。也就是那年母亲到小五金厂上班了。（即三十多年后的沈乐满热水器厂）那时弟弟尚未断奶。母亲有了工作家庭收入就会多了些，但新的问题又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