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庄是个不足二百人的小村子，但样板戏开展得照样轰轰烈烈。因为他们村有公社宣传队的一位专职指导干部，姓刘。村支书叫他老刘，其实人家才二十几岁。村里人觉得新鲜，也跟着叫老刘。
老刘吹拉弹唱、打球照相样样在行。这在村里人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本事，也就佩服得要命。经过三个月苦练，《白毛女》已经演练成手，今晚要进行彩排。彩排完了，老刘明天就要去县里报到，接受新的任务。
演“白毛女”的是村里一位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一条大辫子一直垂到腰下，因此得了个雅号，就叫“大辫子”。大辫子今天脸洗得更白，来得也更早。她先走到小学校的伙房，锅里烧着开水，看来又准备煮面条。她又走到小学校的后排房，外间是办公室，里间是宿舍，老刘就住这儿。
大辫子进了门，脸就红了。老刘正在屋里忙着刮脸。她叫了一声“刘老师”，就站在了屋门口。她就那么站了有两三分钟，又慌慌张张地在衣兜里掏，掏出个什么东西，一伸手搁在桌子上，转身跑了。
桌子上是一双鞋垫。白地子，红花，花骨朵羞羞的，要开未开的样子。老刘一笑，说：“这个丫头片子。”
老刘正呼噜呼噜喝面条，大家就陆续来齐了。支书一个劲地喊着人干着干那，大家手忙脚乱了一阵，戏台子就搭起来了，汽油灯也挂起来了，演员也打扮起来了，各家各户的社员也都到场了。演出马上开始。
可就在这时，“杨白劳”忽然脸色煞白蹲了下去。老刘认为是急性肠胃炎，说快上公社卫生院。少了“杨白劳”，会场乱得像失了火。支书的汗流了下来。开弓没有回头箭，到这个时候，演，不演，都难了。老刘说：“我上。”
戏进行得很顺利。两盏汽油灯把小小的戏台照得亮如白昼。人们拥在周围，显得紧张而热烈。“杨白劳”给“喜儿”扎了红头绳，“黄世仁”软硬兼施地逼“杨白劳”，按了手印的“杨白劳”怒打“地主”。接着，按照剧情发展，“狗腿子”举起扁担，“杨白劳”应声倒地，老刘就仰面朝天躺在了地上，这时，“喜儿”扑上去，哭得死去活来。
当时剧场周围一片沉寂，马庄的全体社员都沉浸在一种原始的阶级感情中，很多人握紧了拳头。老刘仰卧在地上，姿势很舒展。短短的客串转眼已经结束，他要歇会儿，等“喜儿”哭完，就改换幕了。
明天，新的生活，就会开始了。
依然扎着红头绳的“喜儿”伏在“杨白劳”身上，先是号啕大哭，后来就哽咽了，身子一动一动地。人们甚至看到了她脖子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后衫被汗浸透，薄薄的贴在后背上，仿佛是身体的一部分。老刘仰面躺着，一动不动，忽然感到一颗很大的水珠落到了脖子上，接着是两颗、三颗、四颗……心里就一紧。
村里人都说：这算什么呀？能叫演戏吗？哭得跟真的似的！太难看了。
但是“喜儿”趴在永远离开人世的“杨白劳”身上，哭得很伤心。很多人都说，“杨白劳”的裤子顶了起来，像一座小小的蒙古包。很多人都看见，“杨白劳”的一条腿曲了起来，挡住了灯光。于是五六个孩子都一齐喊起来：“‘杨白劳’又活了！‘杨白劳’又活了……”戏台周围“轰”的一声，村里人都使劲笑起来。
接下来，戏演完了。老刘喝完面条就走了，后来据说就一直在县城里。人们笑了很久，也议论了很久。大辫子是唯一被改变的人，和邻村的婚约解除了，她疯疯癫癫了好几年。她常常一个人做鞋垫：白地子的布面上，两朵桃花面对面地开着。
后来，就没戏了。大辫子嫁了人。那些鞋垫，再也没人看见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