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置身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75年前的昨天，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炮轰卢沟桥，铁蹄踏进北平。从此，日寇在我们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开始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
参观纪念馆的人很多，青年人和中小学生居多，却没有喧哗、没有打闹，有的只是展位旁移动的脚步声。第一个展位告诉大家：日本亡我之心，由来已久。我边看边在《采访本》上做笔记：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迅速沦陷。以“九一八”为标志，中国人民局部抗日战争开始。
跃入眼帘的是抗日名将马占山。很多青少年参观者不认识他，良久簇拥在他威武的相片前不忍移动脚步。
1928年6月4日，日本侵略者在皇始屯炸死张作霖，马占山发誓“公仇私恨，必报复之”。1931“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任命他出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日本关东军无理要求中国军队撤离时，马占山明确表示“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土地沦于异族。”
相比之下，他的上司张学良在做什么？作为东北人，特别是与日寇有“杀父之仇”的一代少帅却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强盗！更有令人发指的是：当马占山拒绝日军让他撤离守地的“最后通牒”后，日军向江桥守军阵地发起猛攻，马占山下令抵抗。敌众我寡，没有后援，加上马占山部队装备简陋，伤亡很大。据目击者说此次伤亡人死满一桥，而且摞了好几层。鏖战了半个月，不得不撤离江桥。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抗击，挫败日军多次进攻。但由于日军不断增援，而马部却是孤军奋战，在消灭日伪军一千余人后，不得不撤往齐齐哈尔。
这时候，张学良又在做什么？为什么不派兵增援？这岂不是间接地助长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土占领的气焰吗？
英勇顽强的马占山即使退至了海伦，仍然率部继续抗敌。人们称赞他“为国家保疆土，为民族争光荣”，是当代的“爱国军人”和“民族英雄”。
我立在马占山这位几乎被后人遗忘的抗日名将威武相片前，再凝视他使用过的手表、砚台、钢笔、盖碗、毛毯、望远镜，我对被一些文学作品以及影视剧美化张学良表示遗憾。自打小学时我知道了那段历史，我就鄙视张学良。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他是千古罪人！
立在吉鸿昌像前，我深深地给他鞠躬。我敬佩他这样的汉子！
1931年9月21日，矢志抗日的吉鸿昌被蒋介石逼迫下野，到国外“考察实业”。船到美国，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却对日本人奉若神明。有一次，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吉鸿昌异常愤怒，刚要发作，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吉鸿昌当即怒斥：“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维护民族尊严，他找来一块木牌，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IamChinese!(我是中国人！)”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悲愤之下，吉鸿昌挥笔疾书：“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元购买武器，积极联络各地抗日零散武装，作起兵抗日准备。
1933年5月26日，吉鸿昌同冯玉祥、方振武等抗日名将依靠苏联的武器支援集合东北义勇军在张家口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兼第2军军长。率部向日伪军进击,在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吉鸿昌又指挥部队向多伦进攻。经过五昼夜血战，终于收复多伦。察北四城的收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然而，蒋介石却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1933年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9月21日，行进到日军和国军交界的非武装区。日军飞机投放传单，要求吉鸿昌部队3日内离开，不然派兵剿灭。10月10日，吉鸿昌部队在进攻到北平附近的昌平被中央军伙同晋军、西北军包围，军队大部崩溃。
吉鸿昌战至10月，因弹尽粮绝而失败。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途中，吉鸿昌用计使方振武脱身。车行至北平城外，押送人员在吉鸿昌感化下，冒着生命危险放走了吉鸿昌。
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蒋介石和孔祥熙拿公款向租界行贿，吉鸿昌被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等罪名判处吉鸿昌枪决。
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