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各类文章250多篇，其中省级以上报刊170多篇，约莫30万字，上各级各类报刊头条的达40多篇，我先后被《农民日报》、《安徽日报》等10多家报刊聘为特约记者和通讯员。
对新闻事情的挚爱，是我“高产”的力量源泉。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对新闻工作由衷的热爱，那是偶尔见到县广播站的记者下乡采访，我就羡慕的不得了，跟前跟后地“转”，初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写了一篇《勤俭节约过春节》的广播稿子，请生产队长带到公社广播站，等到正月十五也没有听到广播，我难过的哭了，后来公社的宣传干事告诉我，生产队长把稿子交给了另外一个人，等稿子转到公社广播站，已经是正月十五卖门吊子，晚了半个月。上了高中，不论学习多忙多紧张，我都坚持每个礼拜给县广播站写一篇稿子，那时候写的都是大批判文章，尽管如此，但对于提高我的写作水平还是有很大帮助的。高中毕业后，我多次被县政工组抽去当“土记者”，（那时叫掺沙子）。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大概是考分不够，被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大学毕业后，师范院校的身份，把我分配到泗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语文教师，在中学教书弹指九年，1991年终于调到泗县县委宣传部工作，16岁花季的新闻梦一直到36岁，成为二个孩子的父亲才算“圆”了。人到中年，改弦易辙，从头开始，行吗？我心中忐忑不安，特别是组织部门通知我办调动手续，又擦掉我一级工资和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时，我有点悔不当初的感觉。但是既然决定了，就要走下去，我把这一切的压力全部变成了动力，把所有的希望都拧在写稿这根绳上，我要用笔描绘我生命的价值，我要用笔奏响我理想的乐章。我给自己定下了每天写稿1000字的任务，我给自己制定了每一个月见报稿件不少于20篇的目标。完成这样的计划和任务当然很累，但是也是苦中有乐。每当夜阑人静，我凝神遐思，一篇稿子写完，我就像一个耕耘者播下了种子，等待它爆出生命的火花；每当我的稿子见报，我总是急忙找到见报的稿件，躲在僻静处，自己默默地看，然后带回家，和老婆孩子“奇文共欣赏，”瞧着爱人那“愠于外而悦于内”神情，消受着她那善意的嗔责，“发表了，今天不吃饭行不行？”我悄悄地用剪刀把我的大作剪贴在我的作品集上，然后注明报刊名称，发表日期版面，然后收藏起来。
全身心的投入是我“高产”的秘诀。有人问我，“你一年上这么多的稿子，是不是你的脑子特别的灵，我笑笑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笨的几个人之一，我是在别人都蹲下时，我走，在别人走的时候我跑，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了写稿上。这一年来我没有过过星期天节假日，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哪怕是零下20度的奇寒，哪怕是40度的高温。去年腊月，我随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下乡查灾，回到家里已经晚上10点，我用冻得瑟瑟发抖的手铺开稿纸，拧开墨水瓶盖子用笔吸水，可是却冻住了，我把墨水瓶放在炉子上烤，写着写着，笔就冻上了，于是我边写边哈气解冻边写，连夜写成了《大雪无情党有情棉衣棉被送上门——泗县3000名干部走村串户送温暖》的稿子，当时邮路不通，稿子发不出，第二天我花了15元车票，坐了8个小时的车，把稿子送到了《拂晓报》社，第二天《拂晓报》在头版头条发出，对泗县及全地区的雪后抗灾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抓时间的诀窍是，一天当中抓夜晚，一周之间抓星期天，我的重头稿件大都是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完成的。我抓时间还注意积零为整，哪怕十分钟我也要利用上，短时间，就用了干不费脑子的事情，如抄稿子，复写等。今年午收期间，我回家帮助父母亲收麦子，我利用中午打场和休息时间写了三篇稿子。前不久我爱人住院20多天，我忙中抽闲写了7篇稿子，采访的材料写完了，我就写言论、写散文，写小说。
时间是个恒定数，锥子没有两头尖，用在写稿子的时间多了，用在家庭和孩子身上的时间就少了。妻子正在住院输血，我突然听到泗县汽车站大门的阳台倒塌，砸死三人，我拔腿就朝汽车站跑，谁知妻子输血出现异常反应，差点出了危险，我回来时她含着泪对我说，“你呀，你，叫我怎么说你呢？老婆的命也没有你写稿重要呀。”我无言以对，向她投去歉意的目光，妻子还是原谅了我。星期天，妻子看到别人家的丈夫领着老婆和孩子逛商店、看电影时，就唠叨说：“什么时候你能陪着我们看场电影，也算是我的福分，我总是笑笑说，“看电视不是一样吗？等下周吧。”等到了下一周，我又推向下一周，我的12岁的女儿模仿《明日歌》写了一首《下周歌》：”下周复下周，下周何其多，到了下周时，说话不算数，白天要采访，晚上看夜车……。
夜阑人静，想着女儿这讽喻而有无可奈何的话语，凝视着妻子和孩子疲倦的睡容，我不无内疚的向妻儿默念着，“对不起你们了，拖累你们了，”心中颇为酸楚。
（原载：1992年12月2日《拂晓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