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将吸引眼球作为人生第一需要的时代。
能够被人关注或是成为社会的焦点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乐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通过何种渠道，只要能达到扬名立万声名大振这一目的，世人可谓是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女演员将导演与自己床帷“嘿咻”之事摆地摊般在网上大加宣扬；苦于出名无门的女子将自己“百年魔怪舞蹁跹”的照片在网上天女散花；照片被人恶搞成各种嘴脸后，被恶搞者竟是正中下怀的自得其乐，如此这般不一而足，诸多哗众取宠以图闻名天下者无不施展十八般武艺，在成名、出名或毁名的风尚中竞相浮躁着繁华世界。这些为出名而不惜将自己百般作贱者流大多混迹江湖多时，无奈时运不佳，走红或红得发紫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流逝竟也日渐渺茫，在成名成家已然无望之际，在诸多技艺即将穷尽之时，异军突起般生出此番千篇一律的下策，倒也不失为才华横溢才智非凡，虽然也能让世人眼球匆忙间转动了几回，却也将浅薄和可怜兜售得所剩无几：借助某一成名的幌子给自己一点心理抚慰最终只能成为世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而已。
若说他们为了成名操各类无聊手段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原本就没什么可以给自己壮胆造势的资本，如此快速成名之法当属聊胜于无之举，但若是那些被冠以教授称号者也想把通过哗众取宠故弄玄虚作为成名的唯一技法，便是显得有些可悲和低俗了！
纪连海先生在“百家讲坛”的名气虽不比易中天、于丹，也没能跻身于中国作家富豪榜，但其精彩的讲解和细致入微的分析，以及对许多前人从未考证的事情的研读和解密，令人受益匪浅大长见识，但先生认为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原因是大禹有了婚外情的高论着实让人难以理解。有无历史根据先生总能给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但是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非要与婚外恋或情人之类的扯上关系，媚俗倾向已是十分明显。何以先生会提出这样一个命题？何以先生也会将研究重点放在大禹的情人上？莫非现如今学术研究对象没有绯闻就会被时代遗忘？中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杨雨在研读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时，认为:“这女人（李清照）好赌，且逢赌必赢；这女人好酒，而且不醉不罢休；这女人还好色，写有‘遗情书’若干，穷尽挑逗诱惑之能事，能让木头都酥了半边去。”且不说这般牵强附会的解读让“中国三千年的古代文学史中，特立独行、登峰造极的女性也就只有她一人（梁衡《乱世中的美神》）”的李清照成为“好赌好酒好色”之徒，且不说这样粗枝大叶的讲解给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倒是断章取义不及其他的学术研究方式已然让杨雨教授在明星化与娱乐化的漩涡中享受着众所瞩目的快感与心安理得。
教授学者成名之法由此可见一斑。若是按照明星教授的娱乐化解读，杰出的戏剧作家关汉卿怕是更能引起他们研究的兴趣了。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中曾这样写到：“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铜豌豆”在元曲中常用来比喻风月老手；“章台柳”：唐以后诗文中常指妓女。让现今一些为成名成家而绞尽脑汁的教授学者研究关汉卿，不送他一顶“不折不扣的嫖客”的帽子怕是也会觉得自己有愧于研究经费，不将重点放在关汉卿寻花问柳的细节末枝上怕也担心有负于教授学者的名号。唐代狭邪小说《游仙窟》中的“仙窟”实则是妓院的遁辞。若是让时不时想将自己当作明星看待的教授来讲读，保不准还是将主题和所有关键性的问题落在如何深挖作者轻佻浮薄的狎妓生活上面。
无聊之辈若是成天价在如何出名如何靠一点小聪明搞一些吸引别人眼光的手段，倒也可以理解。但作为大学教授或在某一方面学有所长的学者，研读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或历史人物时，若是没有正确的思想纹路，没有完全掌握研究对象的思想性格、创作背景、人生经历以及作品所包含的真正主旨，却将自己掐头取尾零敲碎打的研究心得当作货真价实的学术成果招摇吹嘘，不仅对研究对象是一种误读，而且也是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污辱，更是对整个学术界的戏弄和轻薄。
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有多少婚外情的根据，李清照词句中的内容有多少可以证明她是一个好赌好色之人？教授学者将学术问题娱乐化解读既是他们个人的悲哀，也是整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悲哀，更与当下学术界风马牛不相及的治学方式的风潮难脱干系。许多教授和专家在研究一些学术性问题时，不是从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角度入手，不是从弘扬民族文化的角度深钻细研，相反浮躁的世风，追名逐利的个人需求，将学术问题娱乐化的研究方法，无不使当下的学术研究问题变得轻浮油滑，虚伪做作。虽然教授学者当明星或成为一个时代名人的愿望和要求本属正常，但这也不能成为他们将学术问题粗俗化、低劣化、娱乐化的理由，如果说教授学者的目的只是借机让自己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让自己成为某一时段人们竞相谈论的话题，那倒不如放弃所有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解读，直接涂脂描眉粉墨登场奔赴娱乐界岂不来得更为神速更为简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