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哲学层面来看，故乡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他在某一时段内生命注入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留有他生命存在的“痕迹”，不管这种“痕迹”是美的，或不美的，它都会让你产生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并不是对这一地方的某人某事，或某些景物的性质或内容的喜爱，而是对他自己曾经有过的生命存在的体验和感悟，进而启发了他对于往事的回忆。这种亲切感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悲伤的，但都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心灵沟通。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二首，写于天宝三年，这一年他86岁，辞去官职，告老还乡。此时距他离开家乡已经50多个年头了，但家乡的一草一木都留有他的情感存在，尽管世事沧桑，物是人非，然而当他看到“门前镜湖水”时，触景生情，勾起了他对故乡的回忆和眷恋，故而发出了“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的慨叹，这慨叹无疑是“此时”与“彼时”的灵犀一点，是穿越历史隧道的情感沟通。
中国人的恋家心理也来自家庭财产的诱惑。前已述及，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封建制国家，土地是一个家庭的主要财产，所谓“子承父业”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家庭里，也主要是对土地的继承。在中国封建家庭中，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平均继承制，即儿子们共同平均分配父辈产业。于是，儿子们就可以“坐享其成”，而不必迫于生计而离开家乡，这就养成了中国人宁肯穷守陋巷也不愿意远走他乡的自我封闭意识。
中国人的恋家心理还表现在感恩意识上。在人有生命意识之初，人类对来自大自然的种种“赐予”，诸如树上的果实，水中的鱼虾，以及野兽的皮毛等等，因其能满足人的某一方面的需求而感到愉悦。随着人的活动能力的发展，当人类能够主动以自己的力量向大自然“索取”某些东西的时候，在索取成功之余，人就会有一种感恩意识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说，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也应该包含有感恩意识在内。俗话说：“拜天、拜地、拜祖宗”。这个“拜”既是祈求，也是感谢。早在2500多年前的《诗经》时代，我国先民们就已有了感恩意识，如《木瓜》诗：“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种“投桃报李”的意识，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所谓“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唐人诗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说明在我国重伦理精神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感恩意识经过“孝”的包装成为华夏民族特有的思维定式。已故彭德怀元帅在他临终前曾留下遗言：“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可见中国人的乡关之思无疑也包含有感恩意识的成分。
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循环思维是一个典型的特点。循环是一种时间意识，它认为时间处于一个圆环式的流程之中，无头也无尾，或者说始点即终点，终点即始点。循环往复，生生不已。在哲学上，中国人惯用的阴阳五行思想就是循环往复，消长平衡，生克制化的圆型思维线路。在美学中，中国人还存在一种求圆心理。“圆”是一种完美完善的境界，它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高度和谐，也包括一个共同体中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亲和。如四季轮回，五行生克，物极必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都是圆型的思维模式。在人伦情绪上，中国人的乡土情结非常强，恶离别而乐团圆，除夕夜的团圆饭，正月十五的元宵，中秋节的明月和月饼……这一切无不凝聚着中国人企求团圆的人伦情绪。所以古代中国人很讲究荣归故里，落叶归根，即使穷困潦倒，客死他乡，也要把灵柩运回故乡，埋在祖先身边，这才算寿终正寝，完成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循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临终前曾写下一首《望大陆》的诗歌，以表达他深切怀念故乡，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高尚情怀。其诗曰：“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远不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诗可谓苍凉悲壮，大气磅礴，读之令人荡气回肠。他把乡关之思和热爱祖国的崇高精神，结合得如此完美，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