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情况的人，都在说，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府办学，到底应该怎么办才符合教育规律，值得探究。多年来，我们倡导专家治校，但实际上大多是官僚治校。现在教育行政与教育机制，从小学到大学，其实就是国家行政机制的翻版。学校的大小领导都有对应的行政级别。权力无孔不入。在校园里，因为权力的扩张，没有东西约束它，所以对专心治学的学者来说它成为一种桎梏。
权力需要惟命是从的王国，教育需要自由民主的园地，二者本身就是格格不入的。已经被赋予某种官僚意识的教育机制，强烈地要求凸现政绩，强迫被管理者服从权力的约束，它从根本上形成了一个淘汰原则，即一切有个性的、有思想的、有批判意识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都是需要边缘化的，都是需要被逐渐否定的。然而，这些人正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中最富有创造力的群体。所以悲剧的发生就是这样的不可避免。现在的校园文化，无形中必然淘汰一些最有活力的人，最后淘洗下来的，或者是中规中矩的，或者没有棱角的。
这种情况下，学者们所处的人文环境其实是很险恶的。不要以为，工资涨了，歧视少了，现今知识分子的待遇与地位大大提高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会被激发起来，成就也就多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就更加优秀了。事实完全就不是这样！在那些艰苦的年代里，不为世俗偏见而放弃个人追求与信仰的精英们，如今愈来愈少了。一方面，社会文化崇尚心理发生了改变。必须看到，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在人们尊敬知识分子，不再是像古代那样钦佩其知识与美德，而是欣羡其社会地位不错，物质条件优越，拥有着诸多现实的利益。另一方面，校园管理中权力的渗透与扩张，使得一切经济与物质的享受与待遇，都需要学者们付出媚俗的代价换取的。因为自己的名利命运被人家操纵着，科研工作的压力主要就不再是来自学术，而是来自上下级关系的平衡，来自养家糊口的职业稳定性，来自为了获得被某些世俗权力掌握的名利与得失。长期积累下来，势必使不少学者患上了“软骨病”，书卷气愈淡薄。从而造成校园文化精神严重蜕化，学者队伍个性缺失，庸俗化、市侩化倾向愈来愈烈。读书人的傲骨渐少，奴性渐增，引起的恶果是培养的学生崇尚个性却没有个性，一心创造却很少创造，人生观、价值观日渐低下，不是世故圆滑，就是唯唯诺诺。
眼下，走进任何一所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小学，你都可以听到关于个性的悲剧。常会有知情者给你津津有味地说起，某个业务能力强、又很有个性的老师，是怎么样被学校领导一点一点“教训”的故事。他们的结局大多很相似。轻者被“凉”在一边，尴尬地呆在“边缘”；重者被“炒”成锅巴，满脸青黑地贴在底层，要么被通知停课，要么被调离岗位，要么被“贬到”某个偏僻的旮旯任教。除此之外，你再听到的就是，哪一个教师太有“能耐”了：课教的不行，但是很会来事，现在已经当领导了，正大红大紫呢……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学校的风气能正么？平庸的老师是可以当先进，个性的老师处处挨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程度问题。
要问真正的学者在教育界的地位怎样？那就是“靠边站，干叫唤”。他们长期以来，远离对教育问题的决策权，都在被边缘化。从各种的媒体上，只能时不时听见一两个代表的一两声“呼吁”，其后就是久久的沉寂。校园里，他们不是被敬而远之，高高地供着；就是被明显地排挤着，渐渐地淘洗着。这种现象久而久之，势必引起校园文化心理的失衡与扭曲。潜心科研的人越来越少，急功近利之徒越来越多。
知情的人都晓得，教育不能这么办。但现实的情况下，很多致力于教育改革的人四处碰壁，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只好这么办，也只能这么办。我认识不少曾经很有思想的校长，初上任时雄心勃勃，一心想为教育做点实事。但是三两年下来，提起效果都苦笑不已。不是这些人的教育思想不好，而是他们的想法实现不了。因为“校长”是官场中的人，上面是问他要政绩的，下面是问他要利益的，事关重大，马虎不得。
中国古代学府的高明在于很讲“招牌”，既很要面子，又很要“里子”。校长之类的人是要聘任的。这种聘任又不是任人唯亲的，而是任人唯贤的。所聘校长肯定是要德高望重，众望所归的；至少要为人正气，饱读诗书，学富五车，才名卓著，获誉一方。校长所聘请的教员也多为一方之贤达或名士。到了民国，蔡元培的北大教育改革佳话就是一个典型。陈独秀之徒，一没文凭，二没官阶，但是有真才实学。蔡先生尊重人才，消除成见，大胆赏识与提拔重用，本来就是遵循学校教育的本质规律。此举一朝奏效，北大焕然一新。然而，我们现在却是“逆淘汰”。不要人才，要奴才；先要学历，再谈能力。于是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大等等著名学府学术丑闻不断，大中小学论文抄袭更是不上算，许多教育科研多有欺世盗名之嫌。前一段，听到一个笑话说，有个青年老师很惭愧地说：“我的书教得不好……”立刻有人告诉他：“说明很有前途。你可以当领导呀！”那位青年老师仔细一想，对呀，自己学校的高层领导有哪个是教书好的！若干年后，他真的当了校长。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笑话，它其实就是现状。我们眼下的许多中小学也很讲“招牌”，只不过讲的是上级部门颁发的“奖牌”。实际上，它现在既不要“面子”，也不要“里子”，只要一个“空壳子”，供一伙多讲职业、不谋事业、奴性十足的人“哄孩子”，教考试，混饭吃。
前不久，有一个叫信力健的民办教育投资人，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现在在中国现实里边，“找一个好的校长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现在我办一所学校的难度还没我找一个校长的难度大。”我想，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独立文化精神与健全人格魅力的缺失。目前，作为有一定资历的名校长，官僚的思想与作风大多都深入到了其骨髓里。这样的人，很难做好真正的教育，很难做好培养人才的工作。君不见，如山的应聘材料里，最突出的业绩就是出身于“名校”，最耀眼的名片就是“升学率第一”。这些人太懂得自己的身价，太会经营权力调控下的校园“名利场”。他们管理下的校园，只能是公办教育的附庸，不会有崭新的教育理念。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当权力渗透与扩张严重影响到教育的方向与质量时，受害最大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