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撰写文章痛斥官场的“双面人”，痛斥某些人台上喊反腐，台下搞腐败，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细细反思自己，其实自己也有做“双面人”的时候，只是我这样的“双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在为建立公民社会鼓与呼，一方面呼唤执政者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公民社会的构建营造良好的环境，提供坚强的保障，另一方面试图唤醒一些人“沉睡”已久的独立自主意识，不做权力和金钱的奴隶，“挺直腰杆做人”，勇敢地拿起民主监督武器，对当权者进谏直言，批评建言。可事实上呢？我们的公民社会建立起来了吗？依笔者看，恐怕还没有，构建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恐怕还要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这些年来我辗转在一些机关单位工作，一直在与形形色色的当权者打交道。通过工作和生活的接触，对于一些当权者的工作作风及其他，我是或多或少有一定意见的。极少数当权者的某些做派，我实在是“看不惯”，甚至会产生愤怒的情绪。可是，这么多年了，我对一些当权者特别是“一把手”当面提出过批评意见吗？没有。即便自己“很看不惯”，也总是习惯于将批评意见压制在内心深处，试图让其烂在肚子里。苦苦压制自己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些批评和意见不仅没有烂在肚子里，相反还在肚子里发酵，令我憋得难受。憋得难受又如何？憋得难受也要憋。所以，有时后，我会感觉工作得很郁闷，压抑无比。
对于某些当权者，我虽然有意见，但不仅仅不当面批评提意见，相反总是习惯于点头哈腰，唯唯诺诺，有时还要“赶潮流”对领导阿谀奉承。仅凭这一点，我不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双面人”吗？
我为什么对于某些领导人有意见不敢提，更不敢当面批评？不是我胆小，而是为了“适应大流”，求平安，正所谓适者生存。我参加工作这么多年了，就没有看到一个人曾经当着领导人的面，指着鼻子批评，提意见，难道这些人对领导人没意见吗？不是。而是为了“顺应大流”，适应“大环境”，大家都变得“很乖”。很多人不仅不当着领导的面提批评意见，相反还左一套、右一套地恭维奉承，大家都这样“乖”，我为什么不跟着大家学“乖”点呢？
这些年，我们看到了太多当权者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异己的现象，有些动辄动用司法机关非法关押，打击报复得特凶狠，特残酷。这些现象看着令人不寒而栗，久而久之，怎不令人心寒？
姑且不说十个腐败举报名人就有九个遭到了打击报复，单单因为向领导人提批评意见，就遭致打击报复的，也并不是没有。那个国税局女干部李文娟不就是因为对单位领导提批评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了吗？还差点弄丢了饭碗，这样的现象多么地令人心寒。
诚然，极少数领导人动不动就将提批评意见敢于“犯上”的人视为异己，打击报复，是因为其个人修为不够，可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与领导人个人素质有关吗？绝不是。主要还是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不够在作怪。虽然《宪法》赋予了公民对当权者民主监督，提批评意见的权力，可在实际工作中，落实得确实不够。公民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提批评意见，不能仅仅寄托在某些领导人个人修为很好，心胸宽广，“乐于纳谏”，这条路很窄，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更主要的还是应该寄托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保障上，通过改进政治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和文化，让公民敢于、乐于拿起《宪法》赋予的民主监督武器，对当权者提批评意见，让被提批评意见者，不敢动用公权打击报复。
此时，我想到了平日收看中央电视台海峡两岸的新闻，台湾的时政评论员可以坐在电视台对当权的领导人评头论足，对不良的执政现象大力批评、抨击，横加指责。台湾的民众走上街头敢于对着电视镜头批评甚至痛斥当权者。看着他们对当权者指指戳戳的样子，我真羡慕台湾的公民。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走上街头，敢于对着电视镜头大声痛斥某些贪腐的当权者？我们也能坐到电视台，对当权者的不当执政行为大加指责？我不知道。恐怕还要等很长时间。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一点，则标志着我们在构建公民社会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这里我要郑重声明，我在此文列举台湾民主监督的现象，绝不是鼓吹台湾的政治模式，鼓吹走台湾式的政治道路，请别“乱扣帽子”。无论何时，我都会全心全意跟着党中央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在此文列举此例，无非就是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在公民社会的构建，充分保障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上，能够步子迈得更大点，步伐走得更快点，步履走得更坚定，更稳健。
前段时期，新闻媒体报道某县请民众公开到县电视台履行民主监督权力，对相关职能单位的工作公开提批评意见，当地领导能够出此举措，实在令人佩服，是个好风向。只可惜，这只是个案，而且这样的个案是建立在领导人个人的意志和决策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体制、机制和制度之上。
我不想做“双面人”，做“双面人”很累。对某些当权者，我要批评，要提意见，要呐喊，可是，谁来赋予我足够的勇气？谁能保证我批评之后不被打击报复？
（2009年6月17日上午）